戚巍 李峰

摘  要：随着高校、政府、雇主、家长和学生对大学排名的关注越来越多，大学排名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大学排名的公正、公平和公开性广受社会各界的质疑。本文系统梳理了学术界对大学排名的质疑，从风险治理的角度分析得出，导向风险、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是导致大学排名公共性缺失的三个主要因素，并从鼓励分类专门评价、搭建数据共享平台、探索个性化定制排名、强化对教学质量的评价、树立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规避大学排名风险的思路和举措。

关键字：大学排名；公共性；风险治理；导向风险；技术风险；道德风险

一、引言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产生了教育质量之忧，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则加剧了高校办学资源的竞争，大学排名产生的初衷是评价高校的办学质量、彰显高校的办学影响力，如今，大学排名已经成为衡量高校声誉的主要工具之一。大学排名最早起源于美国，早在1870年，美国联邦教育局的年度报告就根据所掌握的数据信息对大学进行排行[1]。第一个真正的大学排名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Report）1983年发布的，从那以后其他各国纷纷仿效，出现了以新闻媒体为发布主体的各种大学排名，典型的有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德国《明镜》、加拿大《麦克林》（Maclean’s）及日本《钻石》周刊等。中国的第一个大学排名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在1987年9月发布[2]，此后，以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网大论坛、中国校友会网、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十多个机构发布了30多个不同类型的大学排行榜[2]。

    大学排名的主办机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杂志和门户网站为主的社会媒体，另一类是研究机构。在中国，大学研究机构是大学排名的主要生产者之一，迄今公布过大学排名的大学就有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等。大学排名的种类也很多，从大学排名的参与范围来看，有国际大学排名，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以下简称上海交大排名）、泰晤士报的世界大学排名（以下简称泰晤士报排名）等，也有区域性的大学排名，如泰晤士报的亚洲大学排名（以下简称亚洲大学排名）等；从大学排名的评价内容来看，有学科排名、学术绩效排名等，也有综合排名。

    随着高校、政府、雇主、家长和学生对大学排名的关注越来越多，大学排名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同时大学排名始终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一方面，高校希望通过大学排名来提升声誉，争取办学资源，吸引好的学生；家长和学生把大学排名作为择校的主要依据之一；雇主把大学排名作为员工招聘的参考之一；政府也会将大学排名作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作为科教资源配置的考虑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本身对大学排名的质疑从未间断过。越来越多的大学排名开始在指标选取和计算方法上下功夫，不断调整优化排名技术，以使排名结果更加合理可信。

二、大学排名的公共性

    公共性指的是在一个共同体中公共意志、公共情感、公共价值、公共利益等要素的代表性或体现度[3]，它衡量的是一种公有性而非私有性，一种共享性而非排他性，一种共同性而非差异性[4]。

    大学排名的公共性体现在大学排名的服务对象和作用主体上。大学排名的服务对象是高校，作用主体是高校、政府、雇主、家长和学生，这两者决定了大学排名是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公有且共享的，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大学排名最初只是高校“被消费”的商家行为[5]，高校通过各自在大学排名上的表现来彰显自身的发展质量、提升声誉，以求在吸引办学资源上获得先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排名起初相当于行使了社会评价的功能，本意是通过公正、公开和公平的评价机制，对高校的发展起监督促进的作用。然而，随着高校和社会各方对大学排名的关注度和期望值越来越高，同时高校诉诸大学排名提升声誉的现实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大学排名由起初的“被大学消费”变成了现在的“消费大学”，高校对大学排名的过度依赖使大学排名体现的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中逐步渗入了私利，由公共行为变质为商业行为，直接导致了大学排名“公共性”的缺失。

    大学排名的公共性决定了大学排名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即要体现公正性、公开性和公平性。而大学排名广受质疑的根本原因正是其公正、公平、公开性有待考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现今的排名机构良莠不齐，功利性观念突出，对大学的评价方法各执己见，操作过程也没有完全透明公开，使得大学排名的可靠性和公信度得不到保证，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发展对社会评价组织的要求，也不利于高校自身的发展。

三、大学排名的风险分析

（一）大学排名的风险定义及作用机理

    最早给出风险定义的是美国学者海恩斯（Haynes），他指出，风险意味着损害的可能性[6]。大学排名的风险是指大学排名形成过程中及发布之后对高校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风险的生成过程，可以将大学排名的风险分为导向风险、技术风险和道德风险。导向风险产生于排名发布后对高校行为的错误引导，是大学排名的外部风险，直接影响到大学排名的公正性；技术风险产生于排名规则的制定和数据的收集及处理，是大学排名的内部风险，直接影响到大学排名的公开性和公正性；道德风险产生于排名机构与高校之间的互动过程，主要的形式是排名机构与大学的相互勾结，直接影响到大学排名的公平性（见图1）。

图1 大学排名的三种风险及其作用机理

    大学排名的三种风险并不互相独立，而是互相交织，甚至互为因果，技术风险作为内部风险，有可能成为道德风险和导向风险的来源，比如大学排名可能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排名舞弊，形成大学排名的道德风险。三种风险的共同作用，对大学排名的公正性、公开性和公平性造成威胁，从而使大学排名的公共性严重缺失。大学排名的风险治理从风险分析的独特角度来剖析大学排名公共性缺失的本质原因，并且从消除风险的角度进一步提出大学排名的改进策略。

（二）大学排名的风险识别

1、导向风险

    大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性组织，它包含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在三大功能上都有很优异的表现，而大学排名仅仅通过浓缩的几个指标来衡量高校的质量，不仅不能全面的体现高校在三大功能上的发展质量，还将高校引向“唯指标”的发展歧途。高校将自身声誉的提升归结为大学排名若干指标分值的提升，这种发展捷径引导一些高校致力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指标分值的领域，最终导致了高校的同质化发展。

    大学排名有利于规模大的高校，引导高校向“大而全”发展，致使办学特色泯灭，办学资源竞争更加激烈。国外学者指出，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拥有100名教师、人均论文被引次数为10次的高校比不过拥有1000名教师、人均论文被引次数为1次的高校[7]。

    大学排名中对相关指标的权重设置高低也可能误导高校的发展方向。上海交大排名重在评价科学研究[8]，有利于科研经费充足、科研实力雄厚的高校，可能引导高校片面追求在科研方面的作为，而忽视教育教学的本职工作。泰晤士报排名重在评价国际声誉[8]，有利于拥有成熟的国际化运作经验的高校，可能引导高校争相国际化、加大国际宣传力度，将高等教育市场化运作。

    大学排名的结果直接影响到高校的社会形象和声誉，会加剧大学获得办学资源的“马太效应”[9]。无论是学科排名还是综合排名，都体现了一个高校在相关领域的学术话语权，排名越靠前，高校掌握的各种办学资源也越敦厚，同时学术话语权也越强烈，进而使好高校能吸引更多办学资源，高校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不利于年轻高校的成长。

    大学排名已经成为高校、尤其是急于创建一流的高校制定战略规划的重要参考。台湾大学在其《迈向顶尖计划书2008年》[10]中明确以上海交大排名和泰晤士报排名中的各项指标为基准，以减少指标中台大与标杆大学的得分差距为目标，制定了“迈向顶尖”的各阶段目标。由此可见，大学排名对于高校发展的导向作用已经大大超出了大学排名的最初功能，出现了一定的“越位”。国家在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要考虑大学排名的导向风险，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使高校特色办学落到实处。

2、技术风险

    大学排名基本上都是通过预先设定的指标和权重，对收集来的数据进行计算，最终得到一个总分来决定高校的排名。在此过程中，指标权重的设置不当、数据来源的失真、计算失误均可能造成大学排名的技术风险，相应的，技术风险也可以分为指标风险、数据风险和计算风险三大类。

    指标是大学排名中最受质疑的部分，主要包括指标的结构问题和指标的选取问题。大学排名的指标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总量指标和效益指标的搭配上，大学排名往往重视总量指标，忽视甚至忽略效益指标。比如上海交大排名，涉及杰出校友数量、高水平教师数量、高水平论文数量和发表国际论文数量等5个总量指标，总权重达到了90%，效益指标（师均学术表现）仅占10%；再比如中国校友会的中国大学排行榜，涉及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声誉三个一级指标，包含科学创新基地、基础科研项目、重大科研成果等八个三级指标全部为总量指标[11]。与此同时，世界大学排名中若干权重较大的指标也是学者们质疑的焦点。有学者质疑了上海交大排名的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数学奖的校友和教师数量（Alumni & Award，权重为30%）这一指标，指出有些已经过世将近一个世纪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仍在大学排名的名次提升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7]；有学者指出顶级的自然科学家以产出数量众多的高水平期刊论文为标志，而顶级的社会科学家可能会发表一到两部重要的长篇论著而非很多期刊论文[12]，上海交大排名的高被引科学家数量（HiCi，权重为20%）这一指标显然忽略了这样的一些社会科学家；以人文社科见长的高校在上海交大排名的另一项指标（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数量，N&S，权重为20%）上也丝毫不占优势[13]，以至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在2009年上海交大排名中位列200多名，而在2009年泰晤士报排名中位列67名。

    数据收集是大学排名的重要步骤之一，大学排名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社会调查数据、第三方数据和高校提供数据。根据Alex Usher等的研究[7]，大学排名的数据来源中，社会调查数据比例较少，数据基本由第三方数据和高校提供（见表1）。大学排行榜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来源的可信度[14]，由第三方和高校自身提供的数据都有可信度的危机。被大学排名机构广泛使用的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旗下的三大引文数据库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简称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和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被指纰漏甚多，包括论文被引次数可能被低估达30%[15]、收录学科期刊不均衡[16]、对非英语学术论文的歧视[17]等等。

表1 主要排名数据来源

在指标和数据确定的前提下，不同的计算方法仍可以造成高校排名位次的变动，由此产生了大学排名的计算风险。俞立平[18]等利用2007年泰晤士报排名的原始数据，分别采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TOPSIS法、秩和比法、灰色关联法、熵权法6种客观赋权法进行评价，得出了前四十名高校的一致率为55%（22/40），后四十名（161-200）的一致率仅为7.5%（3/40），由此可见，选取相同的指标和数据，但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可能产生不一样的评价结果。除了计算方法的风险外，计算本身也可能产生失误，比如2010年亚洲大学排名，通过官方网站上提供的各高校教师和学生的全时制折合数（Full Time Equivalent，FTE）计算生师比（Student Faculty Ratio），我们发现实际计算得到的结果与官方网站上公布的生师比排名有很大的差异（见图2），而生师比这一指标在亚洲大学排名中的权重占到了20%，所以生师比的计算失误会导致总排名出现较大的偏差。

注：选取的样本是生师比排名前十的高校和中国进入前100名的高校

数据来源：http://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asian-university-rankings/student-faculty-ratio

图2 2010年亚洲大学排名中生师比实际数据与排名结果的比较

3、道德风险

    随着大学排名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学排名开始沦为高校声誉的制造者，引发了高校之间的声誉竞争，一些急于求成的高校采用不公平的手段谋求在排行榜上的上佳表现，从而产生了大学排名的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主要有三种，其一是高校和排名机构之间的合谋，如媒体曝光的某高校给某排名机构提供“赞助费”的事件[19]，指标体系和权重设置一方面是大学排名对高校质量的诠释，另一方面也已经成为排名舞弊的温床，排名机构根据高校的需求调整指标和权重，或者直接篡改数据，使高校的排位上升；其二是高校对提供的数据进行隐蔽性造假，虽然排名机构会通过社会公布数据对高校提供数据进行核对，但是仍不能排除某些高校通过数据造假提供对自己排名有利的数据[7]；其三是大学研究机构作为排名机构，有可能设计出对自己有利的排名规则，以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年中国大学50强”[20]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年中国大学排行榜”[21]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分别均位列前十，这与泰晤士报排名和上海交大排名都有很大的出入。

四、大学排名的风险规避及其改进策略

    大学排名的风险规避，根本上就是要使其回归“公共性”，理顺其与高校、社会的关系，肃清其对高校发展的不利影响，真正发挥其在监督高校办学质量、促进高校间良性竞争和特色发展上的积极作用。

（一）摒弃综合性排名，鼓励分类专门评价

    不同类型的高校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对办学的质量的评价方法也不能以一概之。综合性排名往往用同一个尺度来评价高校， 忽略了高校之间的差异， 同时也扼杀了高校的差异化发展动力， 产生导向风险。 如现有的世界大学排名就有利于规模较大、 科研实力雄厚、以英语为学术语言的高校。 综合性排名本身也存在诸多漏洞，企图通过几个指标来衡量一个高校的综合发展状况，本身就不合理。 因此，要引导大学综合排名向分类排名、专门排名转变，对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文科型大学、理科型大学、综合型大学等不同类型的高校采取不同的评价方法， 进行分类排名；同时，针对学科水平、师资水平等开发专门排名。

（二）搭建数据共享平台，提供透明数据支撑。

    数据的真实性直接影响到大学排名的公信力， 数据透明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数据的真实性。 国家应以统计数据为基础，建立高校运行数据共享平台，由高校提供数据，接受社会公众和政府的监督，而排名机构可以直接从数据共享平台上选用所需的数据进行排名，一方面提高了大学排名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有效杜绝了排名机构和高校合谋串改数据的可能性。 同时，数据共享平台可以被社会各界用于开发各类评价数据和评价工具，实现高校自我查询、比较分析等多种自评估功能。

（三）转变传统排名思路，探索个性化定制排名

    传统的大学排名以指标与权重为基础，指标和权重均由排名机构确定，且一旦确定不能更改，不能满足社会公共和高校的个性化需求，同时，指标和权重的确定均缺乏依据，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可能厚此薄彼。个性化定制排名的思想是不给定指标和权重，而是通过建立指标库，让学生和家长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指标和权重，定制符合自己要求的高校排名，为择校提供有效参考；而高校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全方位分析自身所处的位置，为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个性化定制排名摒弃了传统的“指标*权重”的排名思路，将决定权交给了消费者，使排名结果更加科学、有针对性，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发布的CHE大学排名正是一种个性化排名，如今已经吸引到德国以外的很多欧洲国家的高校参与其中。

（四）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强化对教学质量的评价

    大学排名对高校的评价重在成果评价、重在科研评价，对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集中在对其杰出校友的统计评价，而普遍缺乏对教学质量的评价，教学作为高校育人过程中最本质最核心的环节，其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杰出校友的多寡固然能说明高校人才培养的成绩，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唯有对教学质量的评价才能更真实的体现高校的人才培养状况，而对教学质量的评价就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深入学生群体作广泛的调查分析。开发全国性的教学质量标准评估量表，进行教学质量的全面评测，将评测结果作为大学排名的指标之一。

（五）提升中国大学的世界影响力，重在树立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

    世界大学排名是提升中国大学世界影响力的途径之一，然而已有的世界大学排名体系并不能使中国大学脱颖而出，一方面是中国大学水平不济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的现代大学体系与世界大学排名体系之间的不一致造成的。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并没有被公认为国际学术语言，中国不乏高水平的中文期刊，但是却缺乏世界影响力，以至于现有的排名体系中对科研论文的统计并没有充分考虑中文论文，对中国的大学极其不利；同时，一些中国特有的学科如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等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纳入国际学科体系。因此，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该致力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标准，在此标准的基础上在建立中国特色的世界大学排名体系。

参考文献：

[1]韩芳, 李维喆.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研究[J]. 高教探索, 2007, (3): 69-71

[2] 武书连. 中国大学排名综述[J]. 科学学和科学技术管理, 2001, (8): 10-16

[3] 张军华. 大众传播的公共性与公正性[J]. 当代传播, 2009, (3): 93-96

[4] 王乐夫, 陈干全.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及其与社会性之异同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02, (6): 12-15

[5] 杨慧林. 英国高等教育观感[M]. 读书, 2010, (3): 73-80

[6] 顾镜清等.风险管理：实务与理论[M]. 北京市：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3.

[7] Usher, Savino. A World of Difference: A Global Survey of University League Tables[R]. Toronto,ON: Educational Policy Institute, 2006: 10-11, 24-26

[8] Simon Marginson. University mission and identity for a post post-public era[J].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 2007, 26(1): 124–125

[9] 韩飞舟. 国内大学排名中的价值取向失衡[J]. 现代大学教育, 2006, (3): 21-28

[10] 台湾大学“迈向顶尖大学计划”计划书http://top100.ntu.edu.tw/97-980720.pdf，2008-7-20

[11] 2009中国大学排行榜评价指标体系说明http://edu.qq.com/a/20090218/000156_2.htm，2009-2-18

[12] Diana Hicks. The Four Literatures of Social Science [EB/OL].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10.500&rep=rep1&type=pdf, 2004-1-2

[13] Martin Enserink. Who Ranks the University Rankers?[J]. Science, 2007, 317(5841): 1026-1028

[14] 喻颖, 张锦高. 我国大学排行榜公信力的实证研究——以民间三大排行榜为例[J]. 高教探索, 2007, (6): 26-29

[15] Moed. The impact factors debate: the ISI’s uses and limits[J]. Nature, 2002, 415(6873): 731-732.

[16] Van Rann. Fatal attraction: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ranking of universities by bibliometric methods [J]. Scientometrics, 2005, 62(1): 133-143

[17] Van Leeuwen, Moed, Tijssen, Visser, Van Rann, Language biases in the coverage of th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national research performance[J]. Scientometrics, 2001, 51(1): 335-346.

[18] 俞立平, 潘云涛, 武夷山. 比较不同评价方法评价结果的两个新指标——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大学排名为例[J].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31(3): 135-140

[19] 大学排行榜制作者武书连被指收取高校赞助[N]. 人民日报, 2009-05-05

[20] 2010年中国大学50强排行榜[EB/OL]. http://edu.people.com.cn/GB/116076/11999711.html，2010-6-29

[21] 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2010年大学排行榜[EB/OL].

http://edu.qq.com/a/20100126/000136.htm，2010-1-26

原文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