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文献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每一个朝代安定下来以后都需要整理古籍文献。在浩如烟海的文献里，中医文献占据了一个重要部分。实际上，发掘、保护、研究古籍也是传承中医药的重要内容。在新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出现前，中医一直都秉持着师徒传承或是世家代际相传的方式，没有很好地融入现代科学体系，容易造成珍贵资料的丢失，诊治经验与手法的流失和断代。我留校初期在科技处工作，对这一点更是深有感触，那个时候中医没有什么科研可以做，能将古老的东西学好，传承好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上世纪70年代，当时国家的各项事业在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后，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同志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新中国迎来了第二个“科学的春天”，开始在各个方面抓科研工作。1981年，陈云副总理指出：“整理古籍是一项很重大的工作，工作量很大，关系到子孙后代。”1982年，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座谈会，决定建立“卫生部中医司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机构设在人民卫生出版社。这是国家成立的专门性的中医古籍整理与研究机构，并且提出了“抢救100本中医古籍文献”和“抢救100名名老中医”的举措。

国家非常重视这方面工作，1983年下达了三类古籍整理任务：第一批十一本古籍，包括《伤寒论》、《神农本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金匮要略》、《中藏经》、《素问》、《灵枢经》、《脉经》、《难经》、《黄帝内经太素》，第二批两百多本，第三批五百多本，总共八百本左右，要求这些书必须在短期内完成整理工作。

在“抢救100名名老中医”的举措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得了突发性耳聋，在北京找了很多名医都没能治好，最后听说四川有个搞针灸的医生有这方面经验。他就是我们附属医院的李仲愚教授，李教授的针灸方法很特别，叫杵针，就是用做好的工具，在穴位上进行不破皮地治疗。李教授被请到北京为彭委员长医治，结果李老先生一鸣惊人，将彭委员长的突发性耳聋给治好了。彭委员长大受感动，说中医是宝贵的东西，必须要发掘和抢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时，李老也被列入了“抢救100名名老中医”的名单里。

艰辛起步 成立中医古籍文献研究所

中医古籍文献方面的工作，它的落地实施面临诸多困难。原因在于，搞文献学的人不懂医，搞中医的人又很有可能在文献学方面不精通。对于医古文，一般人连断句都不容易做好，看懂医古文并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难上加难。在我们学校古籍所成立之前，已经领回了一些古籍整理的任务，包括第一批的《黄帝内经太素》，第二批的《景岳全书》等等。

当时，学校的科研氛围并不浓厚，起步工作很艰辛。可以说我们学校的正式的科研工作就是从整理名老中医经验、抢救中医古籍文献起步的。这个工作最早是在科技处，没有经费、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也没有人员编制。我的老师也就是当时学校科技处处长赵立勋老师，他同李明富老师都是我们学校的首届毕业生，可以说他们在古籍文献整理以及推动我校古籍研究所的成立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赵立勋老师和郑孝昌老师都被列入了抢救古籍文献的整理者的名单，同时他们也是学校最早研究医古文的专家。

赵立勋老师是陕西人，他做学问很实在，古籍文献功底深厚且在温病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后来自己还专门到四川大学进修了文献学。在工作上，他治学严谨，快言快语。无论春夏秋冬，每天七点五十准时到办公室，别人都下班了他才走。他的桌上摆满了古籍文献资料和用于整理的纸条，在文献整理工作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的忘我精神，是让所有老师都心服口服的。同时，他对待工作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如有不能按时交稿的，赵老师都会予以严厉批评。开会时有不同意见就要发表，从不有所保留。生活上，他为人正直，勤俭节约。当时卫生部抽调我们学校的老师去全国搞古籍调研工作，到绵阳时，住的是一晚上十块的宾馆，赵老师无意间看到有个牌子上写着旧房子五块钱一晚，为了省钱，立刻就和宾馆的工作人员协商要求换成老房子。从九江到武汉的调研我们是坐船过去的，在船上，看到在谈恋爱有亲密举动的年轻人，他上前批评道：“这是公共场所，你们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后来那个年轻人气不过，晚上就偷偷把他的皮鞋给丢了，船上服务员给他找了一双泡沫拖鞋才下的船。他看到学校门口摆摊的小贩，也要去提醒人家摆的位置不能离学校太近。他退休后，六十多岁时患胃癌去世了，让人惋惜。

《黄帝内经太素》作为中医院校的参考读物，属于第一批古籍整理任务，也就是十一本最经典的，源头性的古籍文献。这一整理任务是由李克光教授领回来的，之后不久他被调到四川省中医研究院当院长，后来当了省政协副主席，因此后续的工作就由科研处管理和执行，由郑孝昌老师承担具体工作。当时采取的是校勘本，排版是竖排繁体。整理工作完成后，由于人民卫生出版社中途取消了出版计划，所以没能在第一时间出版，于是就拿到贵州去出了第一版。后来中医古籍文献研究热潮再次涌起，于是第二版就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第二批古籍文献中，我们学校承担的是《景岳全书》的整理任务，于1985年开始整理工作，1989年出版，这类古籍采取的也是竖排繁体。第三类古籍的整理，是由熊大经老师主持，采取的是语译本，排版是横排简体。正是我校这些有影响力的专家们共同努力，使得古籍文献研究所成立之前的古籍整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上面领导对我们工作的完成情况也表示了满意和认可，这均为后来古籍研究所的成立和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3年四川省高教局批准了我们学校第一个独立的科研机构——中医古籍文献整理研究所，1985年明确了该所作为学校的专职科研机构，并给了处级单位的人员编制（学校也是第一次有了60个专职科研编制），所长是凌一揆，副所长是赵立勋并主持工作。我们学校成立古籍所算是很早的，当时成立研究所的中医院校可谓是屈指可数。这个研究所的成立大大推进了我校的古籍整理工作，也使得我校在全国的影响力提高了。最初研究所的办公地点是在行政楼的一个房间（即现在的国医馆），九十年代时搬到了图书馆的二楼和三楼。而且自己专门在三楼设立了一个“小图书馆”用来存放线装书等文献资料，人员编制最高达到了19人。研究所成立以后，古籍文献整理的工作就主要放到了研究所。当时除了完成中古办的整理任务外，还和山东、辽宁的中医院校一起筹备大的古籍整理项目。研究所总共完成了大概十一本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随着大的课题与项目的进行，为更好地适应工作需要，古籍研究所的人才队伍建设也被提上日程。作为医学院校，我们缺乏文献学背景的人才，所以从古籍研究所建立之初，就开始招纳医文两方面的人才，并且将学中医的人送去学文，当时研究所的四个人被送到北师大进修了两年，后来，古文字及文史专业毕业的人才也逐渐被引进来。伴随古籍研究所的发展，它被赋予了“文化中心”这一新名称，后来又和博物馆合并，演变为现在的国学院。随着国家的发展，国家自然基金、社科基金、各厅局项目的下发和分配，研究所的工作也随之稳步前进。

浓墨重彩 编撰《中华大典》

中医古籍文献研究所承担的项目中，《中华大典》的编撰工作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1990年，由国务院批准，四川巴蜀出版社联合国内多家古籍出版社筹备了一个大项目，即《中华大典》，它被列为国家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

《中华大典》的分支体系是由典、分典、总部、部构成。当时四川作为项目发起省份承担的任务很多，我们学校承担的主要是与医药卫生点相关的工作。医药卫生点分为医学，卫生学，药学分典，当时我们学校力量有限，一下子无法完成这么多任务，于是医学分典由我校负责，当时的校长李明富教授牵头；药学分典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负责；卫生学分典由中国中医研究院与云南中医学院共同负责。

为保证该项目的顺利落实，中宣部下文，国务院发函，全国各大图书馆必须对该工作予以大力支持，为研究人员开放珍贵古籍的借阅服务。当时文献研究所就到北京图书馆复印了很多古籍文献资料，组织全校的力量做好整理工作。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学校承担了很多前期的试点工作，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与实施落地中可能出现的具体问题提供了探索性的解决思路。尤其在医药卫生典的编纂方案、引用书目、样稿体例的拟定方面，我校作出的贡献不容小觑。为了完善拟定工作，我校研究所派人员去到北京、沈阳、山东、武汉等地征求名老中医的意见，如山东张灿岬，北京的余瀛鳌等等。在项目具体任务进行的过程中，也历经了很多困难和曲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费不足，条件艰苦。当时参与整理工作的学校教师一百多人，他们不计名利，不怕辛苦，都是手工进行整理，用的是剪刀加糨糊这样的原始工具，尽管如此，最终的整理质量都还是很有保证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我校师资队伍的成长与建设。第二个问题体现在进度控制上，当时我们学校承担的医学分典，各个总部的进度难以保持一致，因此出版社就遵循先完成先出版的原则，陆续出版了基础理论总部、儿科总部、针灸推拿总部、内科总部、眼科总部、外科总部等等。此外，由于这个工作集中了全校的力量，参加的老师众多。研究所作为总负责机构，其协调工作是相当难做的，因为老师们还有教学、临床和科研任务要做，所以有时稿子催不上来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虽然我们有很多按期完成的总部，也给其他总部做了示范，但还是存在一些未能按时完成的总部。纵观《中华大典》的编撰历程，从1990年开始，1991年有所停顿，到1992年重新启动，直至三十年之后的今天，还有个别总部没有完成整理工作，所以时至今日，《中华大典》还不算真正意义上地出版完毕。

我们学校从1982年开始整理文献。有些文献整理好了之后，出版社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书不好卖就不出版了。随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成立，书籍的出版任务就从人民卫生出版社移交到中国中医出版社。国家还是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每年都会拨经费给中国中医出版社，只是经费不针对具体的项目和任务了。中国中医出版社也改换了一种出版思路，开始搞大型全书和丛书类书籍的出版。比如分不同医家的明清医学全书，我们学校研究所就承担了叶天士医学全书的编撰工作。我们学校还参与编撰了《四川省医药卫生志》的中医部分，荣获省1992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3年，在赵立勋老师的主导下我们学校编写了《四川中医药史话》一书，它是一个历史总结性质的书籍，广受研究四川中医发展史学者的赞誉。

走向数字化 古籍整理的当代发展

2000年之后，古籍整理工作开始走向数字化。开始时用的是386、486的计算机，它的硬盘内存都很小，存储空间只有几十兆，后来才扩充到几百兆。那时学校花了20万美元建了一个计算机房，用的都是有1G硬盘小型机。在windows2000出现后，学校才开始用很流行的数据库。学校领导重视数字化建设，就提出了中医知识库这一个项目，当时把北京的计算机专家请来设计了一套文献处理的方法，就是给文献做标记。这一方法开始是用于相对简单一些的本草类文献，可以把诸如药名、功效、性味、归经这类词语进行分类整理，但是这一方法推广到医学文献就面临很多麻烦与问题了。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在不断更新文献数字化的处理方法，为更好地将纸质文献变成电子文献付出了很多努力。同时，我们也享受着计算机技术发展带来的好处，尤其是智能处理为文献利用带来的便利。这一时期，我们学校承担的重点课题和项目主要有：中医古籍数字化课题，中医学术源流研究，民间医学特色疗法。

2008年前后，中医药管理局又启动了一个大项目——古籍整理能力建设。最先做的是400种古籍的整理，到中医目录里去找以前未整理，或者是整理得不好的古籍，再次进行分任务地整理，我校研究所承担并圆满完成了三四十种古籍的整理任务。

2013年底成都天回镇老官山出土了西汉医简，这一发现引起了学界瞩目。我们学校第一时间介入研究，我校中医历史文献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和中浚，从出土的经穴髹漆人像以及部分药方中发现，这批医简在医学史上的价值，远远高于马王堆医书。这一批古医简的出土，推动了我校“中国出土文献研究院”这一机构的成立，机构的管理人员初期就来源于研究所，它与中医古籍文献研究所既相互独立又有着密切联系，后续发展需要逐渐抽调与外聘兼职人员。

从宏观角度观古籍文献整理工作的历史，是一个从兴盛到衰落，再转归兴盛的过程。受到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影响，我们能够发现中医存在的不足，于是想要利用现代科技的思维方法去研究和改造中医原有的理论体系，但是最终发现这种研究改造对于中医发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所以又回过头来整理中医古籍文献。同时，国家对传统文化及古籍文献研究的重视，使得从中央到地方对于这方面工作都保持了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中医古籍文献整理工作是不会过时的，它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这些经典文献规定了中医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内容，而且随着医学实践的发展，对于经典的理解也会有不断的补充和完善。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责任之重大，影响之深远，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后来者承担并完成好历史使命，促使中医古籍文献充分发挥其接续过去、滋养现在、开创未来的积极作用。

讲述人：傅春华

文章第三部分内容由成都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原院长李继明提供

采访时间：2021年4月21日

采访地点：十二桥校区一教学楼

文字整理：赵荷 梁一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