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讲述人/曹泽莉

循着先辈们的足迹前进

作为培养中医药人才工作者的一员，一晃人生八十余年，我心中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在这几十年里变得愈发纯粹而深沉。1964年，我从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毕业，被分配到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部任教，直到1996年退休，工作了32年。在此，我想分享我的一些故事。

我是出生于40年代、长在红旗下的一代，是受党的阳光哺育成长的一代。年轻时，我就深深热爱党，敬仰英雄人物，刘胡兰等人的光辉事迹鼓励教育我成长。再长大一些，社会上的“苏联热”也点燃了我的青春，特别是保尔·柯察金的一生深深地影响了我，他的名言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此外，“为民族争气”的铁人王进喜、党的好书记焦裕禄等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里。打小我便立志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做一颗坚守岗位、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决心要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因此，我努力向党组织靠拢，时刻以一名党员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首先在思想上“入了党”，为党的事业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的信念。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曾被评为“先进个人”“优秀母亲”和“优秀共产党员”。这些红旗下的荣誉，不过是我循着先辈们的足迹在慢慢向前。

教材改革 边学边教

恢复高考前，我一直为学院医学系本科学生上课并多年为学院附属医院卫校学生上生理课，1978年起开始在针灸研究室工作。许多渴望获取知识的年轻人经过千辛万苦考入了大学，我校也迎来了一批批热爱祖国医学的学生。他们聚精会神、勤学苦练，可以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这个机会难得呀，学生们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我们当老师的见了这些爱学勤学的娃娃们欢喜得不得了。

我校一直把培养高等中医药人才作为教学目标和义不容辞的责任。虽是一所中医院校，但要想培养一批合格的临床医生，必须抓牢医学基础知识教学这个关键，比如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免疫学等等。我所教授的生理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我深深地热爱着这个专业。当时正值新教材改革，这对我们每一个老师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需要重新学习并掌握一些新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边学边讲成了我们的常态。实际上，我们教研室的每一位老师都十分辛苦，当时的生理学教研室总共三位老师，另外两位老师都年长我十余岁，一位是毕业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的杨纪曾老师，1956年建校之初就来到我校任教；另一位是教研室主任卢懋宣老师，毕业于华西医大。生理学每一学期超100课时，在如此繁重的教学任务下，两位前辈仍挤出了大量的时间学习。两位前辈躬耕在前，我作为一位年轻老师更应该努力学习，而且我认为自己应该主动地挑起更多的担子。

我不满足于只学习新的教材。一到了没课的时间，我就往华西跑，见缝插针地去听他们是如何教新的教材、新的知识的，以此丰富我的教学内容，加深我的教学深度。学生们听我的课从不迟到早退，也从不打瞌睡，从孩子们的反馈来看，大都能跟上教学进度，对生理学也饶有兴趣。我认为，同学们的认可就是对我教学工作最大的肯定。

生理学对大部分同学来说是艰深难懂的新知识，加之孩子们远离课堂十年之久，我担心白天仅有的课堂时间不能让他们充分消化吸收新知识，所以，我每晚都会到宿舍给孩子们补补课。敲开宿舍门，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哪里没听懂，我再给你们讲一次。”有的同学光着刚洗的脚丫子，有的手上还沾着肥皂泡沫，有的正点灯记着日记或写信。一看到我来了，孩子们全都围过来一起听讲……学生们一届届毕业，又一批批涌入，每天晚上我就揣着一本笔记本、一支笔，穿梭在学生宿舍，直到退休。

一心想把实验搞好

针灸学是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在临床实践中疗效显著。我做了许多实验，已经通过人体电生理现象的变化看到了人身上的经络感传现象。但是要想研究针刺镇痛与针刺麻醉的机制，必须深入到细胞生理层面。

当时，全国的中医学院都还没有电生理记录仪，我校为了支持科研工作购进了一台。我也受学校派遣，前往浙江医科大学和上海生理研究所学习相关知识。奈何经费有限，虽说有了电生理记录仪，但其相关设备所需的资金仍然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例如，动物模型实验需要的大脑定位仪就价格不菲。怎么办呢？我们想到，可以对较好的钢材进行加工替代。于是，研究室主任宋开源安排我和另一位实验室老师魏焦禄开展此项工作。说干就干，我从上海生理研究所带回了图纸后，就魏焦禄一起到132厂开始了工作。

那时的我是一名37岁的高龄孕妇，为了节省经费，每天挺着6个月的孕肚骑自行车在学校和132厂之间往返，十多里的距离跑了很多次。事后有人问我：“曹老师，你当时不怕流产吗？”我说：“当时没想那么多，只一心想着要把实验搞好。”倘若没有顺利完成大脑定位仪加工这一关键的实验步骤，就无法保证针灸感传机制研究的顺利进行。改革开放之初，科研仪器设备少，所以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当时就有那一种拼命的劲头，一心为了中医针灸事业的发展而奔波。

我的二儿子出生后，晚上回家，孩子的哭闹声使我心神不宁，无法认真备课，第二天上课时也无法专注、混混沌沌。于是，在和先生一起反复考虑后，我们决定在孩子出生40天后视情况断奶，把婆婆从上海老家接到成都照看孩子。恰好一位年轻老师只在集体宿舍睡午觉，晚上就有空出来的床位。白天我还是正常回家，到了晚上就搬去学校睡。那个逼仄的房间常点着灯陪我看文献到深夜。

然而，我常常忽略身体健康，身体状况每况愈下。83年我确诊得了肠结核和乙肝，肝脏已经肿大到腹腔中部了。终于，我病倒了。即使住院接受治疗也落下了病根，常常复发。学校卫生科的医疗费报账单上，我总是榜上有名。结核扩散后，我经历了12次住院，2次大手术，子宫、卵巢、胆囊、阑尾全切了。才四五十岁的年纪就受此重创，焦虑的情绪也让抑郁症找上了我。终日浑浑噩噩。

好在，亲人的悉心照料、同学们的牵挂和学校的关心成了我的良药。为了继续我热爱的科研工作，不让亲人牵肠挂肚，我积极接受治疗，调整心态，终于健康地回到了岗位。

永远是学生的“曹妈妈”

我爱和同学们在课后聊天，分享新鲜事，也帮着孩子们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共同探讨解决方案。不仅是学习问题，更多是生活、人生，还有一些隐私问题。我很高兴他们愿意和我分享这些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因此针灸92级的同学们都叫我“曹妈妈”。

 77级的一个孩子，叫聂泽谭。学习时潜精研思，一丝不苟。上完实验课，他总会跑来找我：“曹老师，我可不可以再做一次动物实验？”“可以！”他对生理学课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本科是中医学的他，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的运动生理专业的研究生。读研后，他还想继续学习，将国外一所知名大学定为自己进一步深造的目标学校。这所大学除了对专业知识有着高要求外，还对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提出了挑战。然而，那时的中国外文期刊少，查阅医学类外文期刊也不如现在方便。恰好，我的父亲送了我一本全英文的《基本人体生理学》，期望我能进一步深入学习自己的专业领域。但看着如此可爱又认真的学生，我毅然决定把这本书送给他，后来他使用完又归还于我。果然，他成功被录取了。出国前专程来看望我，感谢我对他的支持与关心。学成以后，他又经过持之以恒的努力成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一直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一分力量。

82级的毕业生郑重也让我印象深刻。他目标明确，想在研究生阶段深入学习肌电。因为我曾于78年在杭州和上海生理学研究所进修，上海生理研究所的老师曾赠我《肌电图学》一本。它于我来说十分珍贵，但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我还是决定把那本书送给更需要它的郑重。时过境迁，现在的他是华西医科大学“心理卫生中心”肌电图室的主任、教授、专家。他常向自己的同事和学生提起我说，“曹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

有不少孩子们曾写过许多文字记录我们的师生情分，我深受感动。药八五级的唐贤敏写道：“那是我出院后第一次上生理课，我简直犹如坐飞机……真是福从天降，曹老师主动提出给我补课，原来她早已知道我生病住院，晚上，我一切准备就绪到教研室时，曹老师早已在等我了，她询问了我的病情及目前的一些情况，然后打开课本，开始给我讲重点、难点，直到深夜十点过。”还有人说：“在讲解气体溶解度公式时，由于书上仅仅提出了公式，而没有说明公式的推导过程，很多同学感到不好理解，于是，她抽出时间两次到川医与教材作者一起研究，并多方查找资料，然后给同学们再作详细讲解”……

其实孩子们无须言语，这些都是老师应该做的罢了。恰恰是他们的笑颜为我的职业生涯写下了生动的注脚。虽然孩子们已经毕业了10年、20年，但每每回到母校，都会来看我。这一份美丽的情缘一直栖居在我的心中。这么多年我也真正懂得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真正含义。我想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  他们托举梦想，看着孩子们拾级而上。

当年这些风华正茂的孩子们，现在已经成了国家医药界的栋梁，为祖国医药和人民健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看到这些我非常欣慰，他们脚下的路正葳蕤蓬勃、前景广阔。我坚信，在校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我校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果，为我国的中医药事业输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为祖国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引擎，这是我的夙愿。

本文由曹泽莉口述，学校全媒体中心釆访整理。 釆访时间：2021年4月18日

釆访地点：温江校区行政楼

文字整理：杨雨婷

摄 影：欧阳徐嘉

讲述人简介：

曹泽莉，女，汉族，成都市人，1941年出生，中共党员，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1964年7月毕业于四川医学院医学系（现华西医科大学），分配至成都中医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96年6月退休。曾担任基础医学院生理教研室主任、成都中医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组织成员。1978年、1994年两次被评为成都中医学院“先进工作者”，1992年被成都中医学院工会女教职工委员会评为“优秀母亲”，2012年被评为成都中医药大学“优秀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