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回顾了作者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亲历、亲见、亲闻”创办成都中医药大学（当时叫成都中医学院，新中国第一批5个中医药大学之一）的最初岁月，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对中医药的高度重视。今天回首他们当时创办中医药大学的细节和故事，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正是有了老一辈60多年前打下的坚实基础，我们今天才续写了中西医结合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崭新篇章。

——编者

创办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最初岁月

讲述人/周月玲

万事开头难

1955年初夏的一天，我的丈夫张华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尽快移交重庆七医大（今陆军军医大学）的工作，赶到成都的中医进修学校当校长，为筹建成都中医学院做前期准备。

当时，我正怀着老四，怕经不起长途折腾，张华就要我暂留在重庆，由他 带着三个孩子先走一步。几个月后，我带着刚出生的老四来到成都。一家人在经历短暂的离别后又团聚了。

此时，省里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成立了由时任四川省卫生厅厅长潘阳泰挂帅的“成都中医学院建院委员会”，张华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负责筹建的具体工作，办公仍在中医进修学校。

当时，我对工作调动有些想法，不像张华那么热情积极，原因有两条：一个是舍不得离开部队，对到地方工作有些不适应；另一个是自己想学西医，现在要来学中医也不大情愿。

张华看透了我的心思，专门抽时间给我讲他在北京开会的精神，告诉我会上传达的毛泽东主席对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要我的思想尽快转过弯来。还在重庆时，我为报考四川医学院，就挺着个大肚子参加文化课补习，为准备考试吃了不少苦。眼看就要有些眉目了，张华又要我和他一起学中医，对“改行”确有一些不愿意。但看到张华没日没夜地忙，我担心他的身体照这样下去会吃不消，手术后他只留下半个肺，身体一直很虚弱，上楼梯都要喘粗气，每天这么个跑法，累得犯了病那就麻烦大了。

冷静下来一想，我们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这本身就是一次人生的重大转折，同时又要从零开始筹建新中国的第一批中医药大学，张华是顶着双重压力在这个新的领域、新的岗位上工作，而且必须完成这个新的更加艰巨的使命。说什么我也不能再给他的思想上添堵了，要尽可能支持他工作，照顾好家庭，为他排忧减压。于是，我对张华说了两句话：一是转弯子不掉队，二是要搬家少受累。

对前一句话，张华听了很高兴，而对后一句话则有些不理解。我就跟他解释，现在我们住的地方离上班的地方那么远，每天把时间浪费在路上不说，联系工作也不方便，把家搬到离学校近一些的地方，有利于工作也有益健康。张华觉得我说的也在理，通过学校协调，就把家搬到了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小院子里。这比一般的四合院稍大些，已住了不少人家。我们住在后院的三间小屋里，院内有一口水井，安装了手摇压力泵，还有一个公共厕所。这让我们初来乍到的一家人感觉相当不错，至少张华上下班不用再跑那么远的路了。

学校在成都的四道街，当时还是一个僻静的巷子。进入校区，和我们在重庆工作的七医大比起来，条件可就差多了：连个像样的教学楼都没有，食堂旁边有个篮球场，院坝里一个草房当作运动室，只能放一个乒乓球台子，后面还有一个臭水坑，周边堆了好多垃圾。

新调来的一些同志见此状况，都觉得不像是办大学，而且还是周总理亲自批准创办、直属国家卫生部的高等学府。发牢骚的人不少，有的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对中医有偏见，工作中有临时观念，有的则直接提出来想调走。记得在召开全院筹建工作动员大会上，张华拿着一张报纸对大家说：“这是1954年10 月20日的《人民日报》，我为什么要拿这份老报纸？这是我到成都报到的时候, 四川省卫生厅的潘阳泰厅长给我的，要我好好学习上面登的一篇社论《贯彻正确的中医政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在党报上为中医撑腰打气。为什么要为中医说话？因为我们的领袖毛主席说话了，提出要‘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研究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中医学院的原因所在，意义所在，也是责任所在！”

张华讲的这番话，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住了，解决了筹建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思想问题。在此基础上，张华动员全体干部职工从整治环境做起，自己动手清理垃圾，打扫卫生，特别要求转业干部拿出部队的好作风，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起好模范带头作用，以整洁干净的环境迎接学院的成立大会和开学典礼。

回到家里，张华又专门给我提出要求，思想认识要端正，打扫卫生要带头, 当不了模范，也不能拖后腿。筹建初期调来的人员中，结构比例不合理：一方面医药卫生干部多，但干过大学工作懂教育的干部少，请来了一些德高望重的名老中医，治病救人堪称大家，但多数没有在大学当过先生，缺乏现代教学的实践经验，仍习惯传统中医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方式；另一方面搞行政和后勤的干部多，熟悉党的组织工作特别是会做思想工作的干部少。

张华在来成都之前，曾在第七军医大学任临床部、干部部的部长，还在贵阳奉命接收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医院，成为新建的贵州军区总医院的首任院长。这些经历让张华有了一些与曾在欧美国家留过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交往的经验，同时还初步积累了办大学、管干部、培养人才的经验，使他成为学院筹建班子中唯一一个有过医科大学领导工作经历的党员干部。那时张华常对我说，地方懂教育、懂中医的干部很多，为什么组织上要调我这样一个军队干部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要加强党对筹建工作的领导，贯彻好党的教育方针和中医政策，把人心聚起来，把工作干起来，把学院办起来。

张华在工作中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依靠名医专家，拜他们为师，在干中学, 在学中干；再就是依靠教职员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 是李斯炽先生家，他说李斯炽先生早年师从成都名医董稚庵，李斯炽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是四川国医学院的院长，在到中医进修学校之前，还是四川国医学院中医教学的学科带头人，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是办中医药大学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一方面我们要向李斯炽先生多请教，把他和其他老先生的真知灼见，转化为筹建办学的财富和资源；另一方面少让事务性的工作打扰他们，保证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

张华常跟大家说，万事开头难，眼前遇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也是暂时的。在上级的重视和关心下，新校址初步确定在城东的猛追湾，政府同意拿出400多亩上好的农用土地来办学校，规模与同时筹建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差不多，这让大家对学校的建设增添了信心。

秋天到了，筹建工作也终于有了收获。1956年9月1日，在四道街成都中医进修学校的原址上，举行了成都中医学院成立大会暨首届年级的开学典礼。大会上宣读了由周总理签署的国务院任命书，李斯炽先生任院长，张华任副院长。

按理说，这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我却一直高兴不起来。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国家和省里的财政状况不太好，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给学院盖房子，调整了原来已经审批过的建设规划，提出了一个“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办学方针，这让我心中一直向往的那个像模像样的“新大学”没有了。当时不仅是我，包括很多干部职工听说后都有一点失落感。二是刚刚成立的中医学院除了抓好首期中医专业6年制大学班的教学，也就是后来大家经常说到的1962级；同时还受卫生部委托，开办一期三年学制的高级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张华要我放弃报考四川医学院，到这个“西学中”的研究班学习，我转业后连做梦都想上川医的人生目标就这样被改变了。说实话，前者毕竟和我们个人关系并不是很直接，但后者就不同了，关系到我眼前的工作，甚至关系到我一生的发展。我为此想不通，认为张华只考虑他的工作而不替我着想，一时转不过弯来。

张华白天忙学院的事，晚上回家就做我的工作，颠过来倒过去，都离不开那三条：一是态度要坚决。办“西学中”研究班要抽调一批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卫生部的中医研究院已经在1954年先办了起来，现在中央又定了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天津、武汉举办6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这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作为党员干部一定要齐心协力把这个研究班办出水平来。二是领导要带头。现在仍有一些同志看不起中医，认为不该办这个“西学中”的研究班，而应办“中学西”的研究班。但毛主席说了，现在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习西医，作为一个有十几年党龄的老党员、一名从部队上下来的军医，关键时候一定要跟上形势，思想上不能掉队。三是处理好家务。大女儿刚上小学，老二4岁，老三2岁，老四还不满周岁，孩子们都小，需要大人照顾，川医离家远，交通又不便，而“西学中”这个班就在本院，学习生活都容易，于己于公都有益。

经张华这么几番开导，我琢磨着也是这么个理，眼看开班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也给张华表了一个态：尽管自己医学的底子薄，但经过部队卫校的系统学习，尤其是在野战医院救治伤病员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而在老家时受爷爷在乡下行医的影响，对中医还有一些粗浅了解，力争在学习中不给他这个院领导的脸上抹黑。

第二年的秋天，学院又招收了一批6年制中医本科学生即1963级，还招了一批3年制的专科学生和半年制的进修班学生，加上已有的1962级和我们“西学中”研究班，在校学生和教职工人数已近千人。行政和教学机构也相继建立，虽说与上一年相比有了一些进步，但学院还处在初创时期，各种困难问题仍然很多。为了加强领导，经四川省委批准，学院正式建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张华担任书记。

在第一次院总支扩大会议上，张华说：“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是从部队上下来的，当年我们打仗攻山头，冲在前面的都是共产党员。现在办学校， 就像当年攻坚克难，但只要党组织坚强就不难，党员带好头就不难。”那段时间，张华找每一个党员干部谈话，希望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出来。同时，张华还登门拜访每一位中医老师，走得最多的就是李斯炽院长家。因为李斯炽院长不在学院坐班，家住在院外的地方，凡涉及办学的重要事项都要先去听取他的意见。我听张华在家里和院办主任许允安谈话时就多次说过，学院处在创业阶段，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是教书育人的根本，也是上级党委对我们的政治要求。同时，还要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特别是那些名老中医的工作，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把精力集中到教学上来。院办要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为老先生们尽可能提供好的工作条件。

最让张华伤脑筋的是现有办学条件限制了学院的发展，上面要求继续扩招，但四道街校区就那么大，不要说教学和办公场所，就连人的吃住都是一 个问题。眼看着张华的身体一天天消瘦，而我的学习压力本来就很大，看到那一大摞讲义，有的课程听都没听说过，如内经节要、伤寒论、金匮要略、 本草经等，这些说明中医治疗规律的基础理论非常深奥，并不像我原来想得那么简单。有的课听下来感到很难消化，还需要找老师或请班上学习好的同学帮我补习，时间非常紧张，根本顾不上家，我曾有过打“退堂鼓”的想法。 我对张华说：“不是我不爱学习，也不是害怕困难，在冀鲁豫军区卫校上学时, 我刚刚生了老大，一个人带着孩子，那是什么条件，都坚持下来了，学习没有耽误，毕业时还被评为优秀学员得了奖。现在我是担心你的身体，担心几个孩子，这个学咱就不上了吧？”

张华没有简单地批评我，而是耐心地开导我：“说什么咱都绝不能当逃兵！”这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现在学也开了，课也上了，就像过去行军打仗， 冲锋号都吹响了，你要停下来往后撤，你说能行吗？在这个班上，论学历你不如其他人，但要论革命资历，其他人都不如你。咱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要当学习的模范，不能掉队，更不能当逃兵！”考虑到家里的实际情况，张华和我商量把几个孩子送到幼儿园，还请了一个保姆，帮我分担一些家务，让我能够更好地集中精力学习。

学院建设发展很快，张华在那段时间不断到省里、市里去反映问题，希望上面能够从根本上尽快改善目前的办学条件。不久就有了消息，省市两级领导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最后决定将成都医士学校并入中医学院，学院搬至医士学校新址。这就是现在的成都中医药大学的老校区，地处十二桥外的新罗路。当时这就算是出城了，往西走都是农田。

为了在新学期开学之前完成搬迁，1958年的寒假全院都没有放假。虽说紧张劳累，又赶上寒冬腊月，但大家的精神状态很好，毕竟新校园比四道街好多了。过春节时，我们家已从四道街搬到新罗路，家属区共有4幢2层楼房，每幢5个单元，每个单元上下各四间房，有一个公共走廊将其一分为二，中间是一个完全无遮挡的开放式小院，每幢楼之间有一条东西走向、七八米宽的人行道。我们家与院办许主任和膳食科科长张艺一家同住在1幢3单元。许主任和张大姐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年龄和资历都长于我和张华，为人真诚厚道，特别是张艺大姐性格开朗，深受我和张华的尊敬和孩子们的爱戴。

那年春节，也是我们一家到成都后过得最好的一个春节，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搬了新家，也是因为多数教职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都有了改善，学院的各项工作也开始步入正轨，这让张华觉得这两年付出的心血终于见了成效。

要走自己的路

工作中并非都能顺心如意。学院领导、中层干部和老师来自各个方面，在大学工作过的却没有几人，现在要办一所中医药大学，无论国内国外都无先例参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干部、老师对如何办学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可以走川医（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路子，认为川医有40多年办学的老底子，形成了一整套的东西，拿过来用就是了；另一种意见是坚持走“中医”自己的路，认为华西虽好却姓“西”不姓“中”，应该学习借鉴，但不能生搬硬套。

见此现状，张华作为学院主要领导特别是党组织的一把手，没有简单化地处理矛盾，而是从调查研究入手，耐心征求李斯炽院长和各位专家名师的意见。他们把个人学医行医的经验体会告诉张华，中医药反映的是我们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是一个具有自己传统和独特理论以及技术方法的完整体系。中医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是中医的特色所在，又是培养中医药人才必须下功夫学深悟透的基础课、基本功。张华在了解了老先生们对办中医药教育的倾向性意见后，又联系自己在贵阳和重庆与一些在国外留过学的医学专家交往的经历，特别是联系自己做肺切除手术根治结核病的感受现身说法，让大家对中医、西医这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都要有一个正确认识：照搬“川医”的模式不妥，排斥“华西”的理念和经验也不对。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听说毛主席到成都来了，并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不久，毛主席在“成都会议”的讲话精神就传达下来了，张华听了以后显得很兴奋，他对我说，毛主席在会上专门讲了对苏联的那一套规章制度不能照搬的问题：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这对我们统一思想，端正认识，从实际出发，走自 己的办学路子太及时了，太有意义了。

张华在和党总支一班人在认真学习毛主席讲话的基础上，又专门把这个讲 话的主要精神向各位专家名师传达，并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他说，毛主席讲的虽然都是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但对教育战线也很有针对性，特别是对我们中医学院来说，这是新中国的新事物，在如何办学的问题上，就是要照着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去做。对西医的理论，还有川医的模式，应择其善者而从之，否则就会出现毛主席批评的那种情况：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这样就丧魂失魄了。

尽管那个年月，学院的教学秩序常会被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干扰，如“钢铁元帅升帐”，学院的操场坝上也被迫建起了“小高炉”。张华内心充满矛盾，不炼钢不行，不上课也不行。他不时地和李院长商量解决“工学矛盾”的对策， 给院机关和教学部门提出了“两个尽量和两个不停”的原则思路，尽量减少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人员实行轮换，时间安排在课后和晚上，尽量对老师特别是老先生们的备课时间给予保障，做到教学不停，炼钢也不停。

正在这个时候，北京又传来喜讯一由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举办的全国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圆满结业。学员们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学习了16门业务课程，参加了临床实习，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毛主席对此作了肯定性的重要批示。这让学院上上下下特别是我们参加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的老师和同学们深受鼓舞，谁都没有想到毛主席对办好这个班如此重视，并且作为一件大事摆到党和国家的重要日程上，大家都为自己能够成为这个研究班的学员感到十分的荣幸，同时也感到有一种责任落到了肩上。

自从“大炼钢铁”以来，张华一直感到压力很大，现在毛主席的批示让他 如释重负高兴无比。他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在党总支会上提出要大力宣传和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批示，确立了借东风促教学，用研究班带本科班的方向推动全院工作有序进行。

辛苦结出硕果

正是凭着这股子劲头，我一边要承担家务，照顾张华和四个孩子，一边要完成繁重的学业，每天晚上都要熬到深夜。我感到最难的，就是啃那些中医药的古籍善本，遇到搞不懂的问题，我就向张华请教。他说：“你这个人怎么不开窍呀，咱家的左邻右舍都是名医大家，而且都是给你们西医学习中医离职学习班授课的老师，这不是近水楼台吗？”我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但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张华接着又批评我：“求学要求真知，半瓶子醋不行，似懂非懂不行，不懂装懂更不行，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有一种刨根问底的精神，老先生们对这样的学生不仅不会责备，可能还会高看一眼。”

经张华这么一开导，我心里也就踏实了，鼓足勇气登门求教。我们家在1幢3单元，西邻一单元住着学贯中西的李院长，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是天府名师、桃李天下，如今亲自担任我们的班主任，给我们讲“内经”，有时还批改我们的作业。2单元是享有“邓伤寒”美誉的邓绍先副教务长。4 单元是针灸教研室主任蒲湘澄老师，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随父蒲松荣前往大巴山为红军治病救人。2幢3单元是我们进修班的常务副主任侯占元同志,4单元是在成都有“卓半城”美誉的妇科教研室主任卓雨农，3幢2单元住着 得“子午”和“灵龟”针法秘传的针灸教研组主任吴棹仙老师，3单元的王渭川老师对《金匮要略》造诣尤深,5单元的刘耀三老师则对脏腑病机有独到见解。这些赫赫有名的中医大师，其高超的医术早就誉满省内外，过去虽也时常见面, 但多少有一种距离感。现在作为学生与他们近距离接触相处，才感受到每一位老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宽厚仁心。他们对中医药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学养，对悬壶济世祛除百姓的病痛有着菩萨一样的慈悲心肠，而对每个求医的或求教 的普通人都能够平等相待一视同仁，显示出了大医生的风范和大先生的境界，让我对他们更加崇拜和敬仰。

这样一来，我和张华与这些老先生不仅是一种工作关系，又多了一层师生之情，彼此往来交流就更融洽和随意了。那时候人们来往没有那么多的忌讳,无论地位、职级和年龄有什么差异，都不会妨碍影响彼此交流，相互之间都很友善和谐。就是在那样一个政治氛围浓厚、学术研究务实、人际关系真诚、崇尚传统美德的校园环境里，我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许多帮助，克服了学习中遇到的诸多难题，顺利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

到附院实习，头一回把课堂上学到的东西用于临床，我开始有些紧张，不是说理论知识没学好，而是面对患者，你要通过望、闻、问、切做出病情诊断，特别是在开方子的时候，用哪几味药、用多大的量，更需要稳准细实，轻了治 不好病，重些就可能适得其反。好在李院长亲自给附院的刘杰院长交代，要给研究班学员安排最好的医师搞好传帮带，凡遇到疑难杂症，患者离开后老师还要专门进行病例分析，让我们增长见识，积累经验。

1959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学院举行了隆重而又简朴的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结业仪式，当我从老院长手中接过由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和成都中医学院院长李斯炽共同签名的进修证书时，看到上面印着醒目的三行字：“进修生周月玲现年三十六岁于一九五六年六月至一九五九年二月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卫生部委托本院开办之西医学习中医离职学习班学习期满成绩及格此证”，并且盖着带有国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大红印章，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同时我还得到了以李德全部长名义颁发的奖状，奖状上方印着鲜艳的五星红旗，下方也是盖着带有国徽的卫生部大红印章。面对这崇高的荣誉，特别看到进修证书上还印有我的年龄，更加触动了我的思绪：从1942年投身革命， 人生一路走来，无不渗透着党的教育培养，特别是有幸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批中 医药大学从无到有的创业实践，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新医学之路的先行者。见证了历史，也无愧荣光，我愿倾其一生报效国家、服务人民！

本文由周月玲口述，子女整理。

讲述人简介：

周月玲，女，1922年9月出生在豫北农家。1942年11月参加革命, 1943年4月参加八路军，194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调至冀鲁豫军区一纵一旅卫生处，1947年7月到军区卫生学校军医训练队学习，1949年12月任贵州军区总医院军医，1952年10月任第七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军医，1955年授予上尉军衔，获得国防部颁发的独立自由奖章和解放奖章。同年转业至成都，任职成都中医学院筹建办公室，后参加首期西医学习中医离职学习班学习。毕业后留校，先后任附属医院医务部主任、学院科研科科长。1983年离休前任省计划生育研究所党总支书记。2021年1月20日病逝，享年98岁。